奥利弗·斯通回顾越战50周年：我们不善于总结历史教训 -

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军攻陷西贡（现称胡志明市），标志着这场持续20年的越南战争正式结束。南越傀儡政府随之崩溃，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最终以超过数百万的总人数告终，其中包括大量平民百姓、越南士兵以及支持南越政权的美军近六万名阵亡者。现年78岁的导演奥利佛·斯通曾亲身经历这场战争，在越战前线服役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多次重伤，历经生死考验后才得以幸存，并最终成就其作为著名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

奥利弗·斯通在《野战排》拍摄现场的回忆，始终萦绕于这位导演的创作生涯。自踏入电影导演领域后，他不断将个人在越南的特殊经历通过银幕呈现。1986年，由查理·辛主演的《野战排》聚焦新兵泰勒在越战前线从热血到麻木的灵魂蜕变，影片揭露了美军屠杀平民及内部冲突等战争残酷真相，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等四项大奖。三年后，斯通以汤姆·克鲁斯为演员的《生于七月四日》再次还原历史，讲述一位爱国青年因战争失去双腿并彻底丧失信念的故事，最终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与剪辑奖项。1993年底，作为"越战三部曲"收官之作的《天与地》上映，该片根据越裔美籍作家冯黎里的自传改编，首次将视角转向无辜的越南平民。尽管叙事视角转换，但由汤米·李·琼斯饰演的美军中士史蒂夫仍扮演关键角色，其命运轨迹与前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相似，最终在战争创伤中走向毁灭，深刻诠释了斯通对越战的批判立场。在越战结束50周年之际，这位导演再次回顾自己的越南经历，从18岁教师身份到后来的士兵角色，再到对当下战争话语的反思，他表示当时全球对战争的狂热态度与今日乌克兰局势如出一辙，这种军国主义思维根植于美国文化。尽管年轻时持有保守立场，但多次深入战区的经历让他逐渐看清战争本质，其创作始终贯穿着对战争罪恶的深刻剖析。

奥利弗·斯通在其回忆录《追逐光明》中详细记录了个人视角下的越南战争经历。书中提到，当时美军在越南部署了50万兵力，而作为普通士兵的他深刻感受到战场的混乱与无序。他认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充满缺陷，美军在统计伤亡数字的同时，竭力营造胜利的假象。整个事件基于虚伪的叙事构建，而这种欺骗不仅限于战争本身的描述。斯通在书中坦言，自己在1968年12月离开越南时已两次负伤，参与过多次激烈战斗。他曾遭遇颈部中弹，子弹距离颈动脉仅有六毫米，幸存堪称奇迹；但伤愈后仍选择重返战场继续服役。

《天与地》以越战期间越南平民的视角为核心，描绘了战火中的无辜百姓生活。我在越南服役的15个月里，主要在丛林与海滩周边的平原地带穿行，接触到的种种环境令人不安，其中是否含有落叶剂等剧毒物质已无从考证。这些经历在「越战三部曲」中有所体现，尤其是《天与地》，它呈现的是尚未被战火侵扰的越南原貌——那片土地的美丽与宁静。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我已离开越南。然而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却延续了四年，直至1973年才结束。当《巴黎和平协定》促成战俘撤回时，美军主力部队也陆续撤离。从1969至1973年，战争造成的伤亡数据令人触目惊心。1968年我回国后，于同年3月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那个时代校园充满革命气息，学生们对退伍军人的遭遇漠不关心，因此我选择保持沉默。

进入1970年代后，我的战争观逐渐转变。到中期已彻底站在反战立场，对简·方达的反战理念产生共鸣，并在战后愈发欣赏她的观点。然而在战争期间，她的立场曾让我感到困惑。1968年3月林登·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标志着越战即将结束，但军队仍在持续派兵，美国媒体对战争议题的报道也始终未停。

这种现象至今仍是国家的顽疾——媒体始终在塑造公众认知。《纽约时报》在越战时期堪称政府的代言人，其社论强硬支持战争政策。即便战后立场有所转变，如今对尼克松的批判与对特朗普的抨击，本质上仍延续着对战争的默许。媒体的双重标准在这场战争中暴露无遗：他们一边谴责特定领导人，一边继续为军事行动背书，如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

越战本质是一场谎言，但媒体却持续扮演欺骗者的角色，而公众也一次次陷入被操控的认知迷局。这种对战争信息的操控与扭曲，已成为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简·方达与乔恩·沃伊特在电影《荣归》中的演绎令人心潮澎湃。1975年4月30日，西贡政权更迭的那一刻，我与无数人一样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释然。这看似矛盾的解脱感，实则是经历漫长战事后的集体心理写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批深刻的越战题材电影相继问世——从1978年的《猎鹿人》到同年上映的《现代启示录》，再到简·方达执导的《荣归》，这些作品以不同视角诠释着战争的创伤与人性的挣扎。在这一波电影浪潮中，我也面临着创作《野战排》的抉择。

《野战排》通过描绘新兵在越战前线从热血沸腾到精神麻木的蜕变过程，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随后，我执导了《生于七月四日》，这是一部充满批判立场的反战作品。影片于1989年12月20日公映，恰逢美国对巴拿马发动军事行动的当天。这种时间上的巧合颇具深意——如果说越战的结束是某种精神创伤的终结，那么巴拿马战争则象征着对军事暴力的重新启用，标志着社会再次陷入对武力的信仰迷思。再之后，小布什执政时期，伊拉克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战争被媒体包装成正义行动，军队则被描绘成执行神圣使命的英雄群体。然而讽刺的是，我们不得不在伊拉克陷入第二次战争，仿佛战争机器从未停止运转。正如小布什曾宣称的："越战失败的幽灵，已经被永远地埋葬在阿拉伯半岛的沙子下面。" 这段历史循环揭示了战争叙事的荒诞性，也映射出人类对暴力的反复依赖。

《生于七月四日》通过一位因战争失去双腿而丧失人生信念的爱国青年的故事，折射出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层矛盾。部分声音担忧美国的和平主义倾向导致软弱，因此呼吁必须重拾强硬姿态。这种呼吁最终转化为现实——1990年代末期，美国制定了一项白纸黑字的政策，旨在清除新保守主义名单上的七国，且已实现其中六国的所谓'清除'。而唯一尚未完成的目标，自然指向伊朗。然而，若执意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将是一次战略误判，等同于彻底遗忘小布什时期那些充满争议的言论。尽管如此，我仍认为美国终将采取行动，因为内塔尼亚胡已成为主导中东政策的核心人物。这位领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难以调和，其极端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策的重复性错误。最终，美国或将再次陷入历史轮回，对自身教训毫无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