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主戏失灵，怪不了赵丽颖 -

聚焦女性成长与自我救赎的电影《向阳·花》自预告片释出便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与讨论。然而即便拥有冯小刚导演的金字招牌、赵丽颖的粉丝基础以及全女性主创团队的亮点，该片在正式上映后仍遭遇口碑崩盘，豆瓣评分仅为6.6分。观众们不禁疑问：这部试图为边缘女性群体发声、展现其坚韧生存意志的作品，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尤其在冯小刚此前一直致力于女性题材创作的背景下，为何仍难逃评价低迷的命运？

冯小刚在题材选择上展现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向阳·花》改编自作家虫安纪实文学作品《教改往事》中的一个短篇故事，原作以狱警视角记录女子监狱内不同女性的命运轨迹。影片则着重构建起女性群像的叙事框架，通过赵丽颖饰演的"白狐狸"角色展现个体沉浮——她最初为助弟弟成家而"换亲"嫁入残疾家庭，后因女儿失聪需筹措20万元手术费而涉足擦边直播，最终因触犯法律被送入监狱。在高墙之内，她与成长于盗窃集团的女小偷、惯于撒谎的"毒友"等人物相遇，这些女性在讲述各自破碎人生时，既呈现出因生存困境选择堕落的无奈，也展现出通过自我救赎实现重生的坚韧。

（图/《向阳·花》）监狱中的"向阳花"绽放于高墙之外，女性在底层社会中相互扶持、挣扎求生的经历无疑是值得被搬上银幕的重要主题。然而《向阳·花》的诸多情节却未能获得观众的完全认同。尽管人物灵感源自非虚构文本，但人物细节与逻辑构建的基底仍显薄弱，部分观众质疑影片的剧本存在"消费苦难"的倾向，女性间的冲突与和解也因缺乏真实感而显得牵强。实际上，影片更深层的症结在于性别叙事的混乱，导致观众难以产生共鸣与代入：其讲述的是女性命运，却充斥着"老炮儿"式的男性视角叙事。

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芳华》《回响》等作品，均以女性为主角，这已是其第四次涉足女性题材创作。资深商业导演对市场动向的敏锐洞察在女性电影这片蓝海中显得尤为突出，但热闹的市场氛围并不等同于优质作品的诞生。陈思诚监制的《消失的她》《默杀》虽曾斩获热度与票房，却因对女性遭遇的暴力呈现引发争议，有关受害者被杀害、被侵犯的情节，让部分观众感到不适，质疑此类内容是否将女性苦难异化为视觉奇观。

当男导演涉足女性题材创作时，往往难以掩饰其潜在的男性凝视视角。在展现女性困境的镜头里，是怀抱着猎奇心态的审美取向，还是力求还原真实生存状态的创作诚意？这种区别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深度与价值。不过，男性导演同样具备创作优秀女性题材作品的可能性——三十年前关锦鹏执导的《阮玲玉》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这位民国时期传奇影星在二十载光阴中经历事业起伏与情感纠葛，最终以悲剧谢幕。影片并未将其生活置于猎奇视角下，而是深入刻画了其内心世界的苦闷与挣扎，展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刻理解。

冯小刚的电影始终蕴含着人文关怀的底色。他自诩为“市民导演”，始终聚焦普通观众的情感共鸣。1997年的《甲方乙方》以自由职业者创办“好梦一日游”服务的故事，对人性中的欲望进行了幽默解构。2000年后，他以《手机》《天下无贼》《非诚勿扰》等作品持续深耕社会议题，同时斩获了可观的商业回报。然而，这位备受瞩目的导演却始终将镜头对准女性题材，从2023年的网剧《回响》到《向阳·花》，其创作理念与观众期待产生明显落差。观众对这些作品的批评核心在于，认为冯小刚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框架内，未能突破既定的审美定式。女性并非仅承载隐忍、柔弱与妩媚的符号，但其气质本质与男性所拥有的“男性气概”确实存在结构性差异。

（图/《向阳·花》）《向阳·花》在刻画女性友谊与女性江湖时存在明显偏差。若剥离影片中的女性角色群像，其叙事框架几乎与《老炮儿》如出一辙。故事中白狐狸与黑妹的互动尤为典型：前者曾是盗窃集团成员，后者则从小参与非法活动，两人出狱后因找不到工作而合伙经营门锁生意。然而，由于理念冲突，她们的协作逐渐演变为互相指责与激烈的肢体冲突。许多观众对此类暴力情节的频繁出现感到困惑，无论是白狐狸与黑妹的矛盾、狱中互殴，还是与老板的对抗、与友人的初次交锋，这些场景似乎仍延续着男性主导的叙事逻辑——将肉体对抗视为理解彼此的唯一途径。然而，这种呈现方式对底层女性困境的刻画显得过于单一。事实上，长期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往往更依赖智力与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作为生存工具。冯小刚或许无意间陷入了性别认知的误区，其创作思维仍停留在传统的男性江湖逻辑中，将话语权与认可度等同于武力。这种认知局限使得影片未能充分展现女性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独特的应对方式。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冯小刚监制的《老炮儿》中，六爷这一角色代表了北京老派江湖文化的精髓。在京城方言语境中，"老炮儿"原意指无所事事的老混混，后演变为特指那些在江湖中历练多年的老前辈。他们坚守特定规则，以拳头为媒介在四九城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将打架视为维系江湖秩序的必要手段。

冯小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电影中所展现的江湖法则。因此，在展现底层女性闯荡江湖的叙事时，他依旧沿用了传统男性通过争夺地盘、结识兄弟来确立地位的叙事模式。除了开篇不打不相识的经典设定，影片结尾几位女主人公手持香烛，向关公像三拜九叩，以"不惹事也不怕事"的誓言诠释女性在江湖中的立场，这种沿袭自男性江湖文化的结拜仪式，成为其塑造女性群像的独特符号。

令人费解的是，一部聚焦女性叙事的电影却呈现出浓厚的"老炮儿"风格。从街头斗殴到推翻桌椅，从结义兄弟到权力博弈，女性角色以这些充满阳刚气质的手段彰显存在感，这背后实际上反映了男性对"强大"的片面认知。当人们习惯性地将力量等同于对抗与征服，便容易忽视女性特质本身蕴含的坚韧。倘若唯有摒弃性别界限才能彰显力量，才是对男性叙事逻辑的复刻。真正的江湖从来不止一种形态，既有男性的刀光剑影，也应有女性的智慧谋略。在探讨女性话语权的议题上，《风吹半夏》早已给出突破性的诠释。面对周旋于各类权谋者之间的困境，许半夏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智慧：她既不刻意掩饰女性的弱势地位，也不机械模仿异性的行为模式，而是以独特的洞察力和应变能力，在看似被动的处境中游刃有余地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风吹半夏》中，许半夏展现出矛盾又坚韧的特质：她时而柔弱彷徨，却在遭遇不公后总能强势反击。这种性格折射出商战的生存法则，也印证了女性在竞争领域无需完全效仿男性便可游刃有余的可能。作品深刻揭示了女商人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即便能力出众，仍难逃性别歧视的阴影，必须开辟独特路径才能打破固有偏见。

冯小刚的创作始终聚焦普通人的故事，唯有保留其复杂性才能展现真实魅力。从《天下无贼》中盗贼与农民工的相遇，到《手机》对科技时代信任危机的反思，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他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在《向阳·花》的采访中，他特别谈及底层女性群体："这群女性聚在一起，应该是有希望的"，这种关怀贯穿其创作始终。

（图/《向阳·花》）然而在情感共鸣之外，冯小刚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对戏剧技巧的精妙运用。例如，他擅长通过冲突驱动剧情发展，以及近乎"完美"的角色塑造——白狐狸这一形象被赋予了过于理想化的受害者特质，这种设定却与角色实际遭遇产生微妙割裂。冯小刚早期电影的观赏价值，不仅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探讨和导演个人的思想表达，更得益于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他常为观众编织出富有巧思的剧情支线，通过看似偶然却暗藏机锋的叙事转折，营造出跌宕起伏的观影视觉。以《不见不散》中的刘元与李清为例，这对恋人间的互动始终伴随着戏剧性的意外事件，刘元为追求李清而精心设计的"盲人"伪装，恰在骗局破灭后展现出更执着的追爱姿态，这种叙事手法完美诠释了冯小刚对观众情绪的掌控。

在电影《向阳·花》中，此类手法频频出现。王菊饰演的狱友组长胡萍，其角色弧光的转折颇具戏剧性——从与白狐狸对立到主动协助，两人共同经营洗车厂的剧情线索，仅建立在白狐狸向胡萍祖父母赠送500元的细节之上。这种情节设置虽然成功呈现了女性群像戏中互助共进的特质，但人物关系的突变缺乏足够铺垫，使得观众尚未完全领略两人情感的深度，角色便完成了其功能性使命。冯小刚尝试探索女性叙事领域的创作态度值得肯定，其进步也映射出社会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度提升。然而，随着近年来女性题材影视作品的持续涌现，行业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邵艺辉的《好东西》、《还有明天》《初步举证》等作品，均致力于深度展现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若男导演仅以浅层元素包装女性故事，借女性视角博取市场关注，却未能实现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理解，此类创作终将难以突破现有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