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一张十几年前的旧报纸 -

近日重温电影《建国大业》，方觉这部十余年前的作品蕴含诸多值得深究的细节。当年或许因年幼，许多情节更多是流于表面的观赏，观众之间互相辨认明星面孔，却从未深入思考过每位历史人物的象征意义。例如李济深这一角色，其出现并非偶然。

在《建国大业》这部群像式的史诗影片中，李济深这一角色虽出场频次有限，却凭借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引发观众深思。每次登场都巧妙承载着特定历史节点的叙事功能，既呈现剧情发展脉络，又透射出超越时代局限的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缔造者，他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中以民革代表身份亮相，并在该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一政治轨迹在影片中得到精准呈现。

影片聚焦辽沈战役胜利后的1948年末至1949年初，此时困居香港的李济深迎来特殊访客——南京国民政府特务卢广生。根据电影资料显示，这位不速之客同时肩负着水客与保密局特务双重身份（保密局前身系军统）。两人对话中暗藏玄机，当李济深指着报纸凝视时，卢广生递上的竟是18年前的旧报纸，这个细节既展现人物性格，又埋设历史伏笔。谈及与蒋介石的恩怨时，卢广生刻意将话题转向广州时期的旧事，暗示着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复杂关系。

李济深沉声问道：“你有何指教？”卢广生回应：“跟我回南京，行政院、立法院职位可由您自行选择，只要不参与共产主义阵营。”李济深冷笑一声，反问道：“以这样的条件收买人心，你当真以为我会应允？”卢广生继续劝说：“李宗仁副总统已明确指示，希望通过您与共党展开磋商，至于具体条件，无不可谈，甚至可考虑划江而治。”李济深断然拒绝，怒斥道：“划江而治是分裂国家的举措，若实行，李宗仁将背负千古骂名！”这场简短却意味深长的对峙，折射出1948年中后期国共博弈的复杂态势。彼时政界对“第三条道路”的呼声高涨，宋子文曾亲赴香港，试图联合李济深与张发奎、余汉谋等势力，共同组建新政府。美国亦派遣其在南京政府的代表赴港游说，甚至安排记者登门拜访（电影《建国大业》中对此有生动展现，成龙饰演记者角色）。李济深当时所面临的抉择显然纷繁复杂。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因时长限制及叙事需求，可能将这段对话安排得晚于实际历史进程。

自1948年秋季起，李济深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已初见成效，其北上解放区参与新政协会议及筹备联合政府的决心愈发坚定。然而，国民党政权与港英当局联手设障，使出行举步维艰。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潘汉年同志，把握圣诞节假期（12月25日）的机遇，安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货轮秘密离港。根据时间推算，李济深抵达大连的时间应为1949年年初，历时十余日。

影片中呈现的李济深与卢广生关于"十八年前旧报纸"的对话，存在年代错位问题。若以1949年为参照，该报纸时间应为1931年，但此时间点与史实不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确被蒋介石释放，但此前于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因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反蒋，遭蒋介石软禁并剥夺军政权力，同时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获释后，李济深于1931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李济深并未接受蒋介石的利诱，而是毅然返回广州，持续开展反对蒋氏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

按照常规劝降逻辑，卢广生呈递给李济深的报纸内容显然存疑。电影中，卢广生随即说道："您与总统之间的恩怨是本党内部事务，但您与共产党的关系，可别忘了当年在广州屠杀他们多少人？"所指的1927年四一二政变期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于同月赴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反共会议，返穗后主导了"四一五政变"。根据历史记载，该行动导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围剿，造成2000余名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遇难，包括邓培、萧楚女、熊雄等早期建党核心成员。南昌起义后，李济深继续派兵围剿潮汕的起义部队，其军事行动使广州防御空虚，客观上为张发奎夺取广东政权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共发动广州起义提供了契机。由此可见，1927年李济深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追随者，其军事行为与政治立场均呈现出明显的反共特征，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电影场景中他对北上合作存在严重顾虑。

1949年6月（影片设定时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分别召见了李济深（民革主席）与张澜（民盟主席）。谈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提名事宜时，李济深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而张澜则保持沉默。当李济深提及“我曾杀过你们共产党”时，毛泽东沉思片刻，轻咳一声后才缓缓回应。据唐国强透露，这一细节体现了领袖的政治胸怀，但同时也暗示了内心的情感触动——毕竟他曾是敌对阵营的一员。这种短暂的停顿并非刻意回避，而是源于复杂的历史情境，与影片中“十八年前的旧事”形成微妙的叙事张力。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在《粤剧〈抉择〉》一文中指出，该剧以1948年为背景，深刻刻画了李济深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内心挣扎。剧中敌特所使用的"报纸"被刻意设定为1927年版本，配合毛人凤的密信，共同构建出对李济深的离间陷阱。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建国大业》中李济深与蔡廷锴的戏份同样聚焦于这一时期：当新华社于1948年5月1日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两人在棋局中流露出对站队抉择的犹豫。后续剧情显示，尽管民盟与民革最终响应号召，但李济深仍存特殊考量，其与蔡廷锴的对话中透露出对过往承诺的牵挂——"当初在福建，相约一道反蒋，可是他们变了卦"，而蔡廷锴则提醒道："福建之事已过去数载，且彼时是博古，非毛泽东所为。"

李济深曾表示：“我并非心存怨恨，而是因多次遭遇挫折而心有余悸。蒋介石对我们玩弄了数十年，尽管中共近年来信誉良好，但若真到了关键时刻，又当如何应对？既然我已担任民革主席，便不得不为该组织的未来与发展尽心竭力。”蔡廷锴则提议：“我们应首先单独发布一份声明，以反蒋的名义重申反对一党独裁的立场，以此作为对中共的回应。”李济深提及的“昔日于福建共谋反蒋”事件，所指即1933年爆发的福建事变。蔡廷锴虽曾参与南昌起义，然系被裹挟入局，后脱离起义队伍，但其与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决裂，暗中保留了合作的可能性。其部队后被编为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则出任副总指挥兼军长。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期间，李济深曾负责协调双方矛盾。然而由于其同时属于桂系与粤系的复杂背景，他在调停过程中过度强调桂系的利益，引起蒋介石强烈不满。同年，蒋介石以"勾结李宗仁、白崇禧策划武装叛乱"的罪名将李济深骗至南京，随后将其软禁于汤山。直至1931年才得以释放。此后李济深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毕生反蒋立场明确。1932年，他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人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亦参与其中。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依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力量，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李济深与陈铭枢通过蔡廷锴的渠道，积极与闽西红军建立联系，双方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共识，并签署《反蒋反日同盟协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次事变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具有积极意义，既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力，又壮大了革命力量。然而，当时主导舆论的是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博古遵循王明的指示，将李济深视为“军阀”，认定福建人民政府是“政治投机”，致使合作未能持续。不久，国民党军队展开大规模反攻，仅三个月福建人民政府便告终结。一年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亦以失利告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毛泽东在事后总结时曾指出，红军在此阶段“错失良机”。李济深对此事长期心有不甘，这种情绪在1948年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展示1933年历史文献来影响舆论时，或许更具现实针对性，因为该年份的事件更直接触及其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节点。

综上所述，李济深是一位极具矛盾性的历史人物。在大革命阶段，他积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然而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其政治立场发生转变，与蒋介石保持密切联系。当蒋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李济深虽心存疑虑，却仍参与了广州的清党行动。这种被迫卷入暴力的抉择令他终生悔恨，曾痛心疾首地表示："每想起这件事，我深感内疚，对不起人民。我当时有清党之心，而无杀人之意啊！"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时，李济深本意是作为调停者化解矛盾，却因被蒋误判为倾向桂系而遭到软禁，由此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在福建事变中，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最终被蒋介石瓦解重组。尽管失去政治主导权，李济深始终在国民党内部保持独立性，后来更成为推动民主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历史转折点上做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