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篇都是真善美的故事，我会觉得晃眼｜专访《绑架毛乎乎》导演 -

在电影行业，王一淳始终以独特的姿态存在。2016年首部作品《黑处有什么》上映时，媒体曾用"非科班出身、无影视圈经验的'家庭主妇'自编自导"等标签定义她。面对质疑，这位导演坦言因缺乏专业背景难以获得投资，最终自筹300万元完成前期拍摄。她表示："我的生活很简单，当积蓄足够时，就想实现这个创作心愿。"凭借此片，王一淳斩获第九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导演奖，评委会主席姜文称赞其作品"沉着而荒诞，充满危险的诗意"。

《黑处有什么》的创作源于对少女时代的回望。王一淳向界面文娱透露，"我习惯从熟悉的生活场景寻找故事灵感"。当她开始雇佣保姆的经历后，这一日常体验又催生了新的创作方向。她指出，保姆职业能深入介入雇主生活，对其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有独特洞察，"两个截然不同阶层的生活碰撞，往往能激发出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这种对生活暗流的敏锐捕捉，使她将青春期回忆转化为悬疑惊悚的凶杀案叙事。

在《绑架毛乎乎》中，王一淳进一步将中产家庭的雇佣关系具象化为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事件。故事围绕高智商保姆石俊霞展开，她不仅策划绑架女雇主的"傻儿子"，更以百万赎金为筹码，拉拢刚出狱的老情人任胜利共同参与这场充满张力的权力博弈。这种将现实矛盾升华为戏剧冲突的创作手法，体现了她对社会议题的艺术转化能力。

《绑架毛乎乎》剧照 图源：豆瓣

在故事后续的发展中，充满戾气的任胜利与“笨小孩”毛乎乎最终达成了和解，而原本并无伤害意图的保姆却接连将雇主杀害，并在试图伤害毛乎乎时误服毒药。作为科恩兄弟电影的忠实爱好者，王一淳以荒诞的手法讲述这个故事，同时试图在曲折的剧情中探寻一丝善良与温暖，诠释“让聪明人争斗，让傻子相爱”的创作理念。

新片的制作过程同样充满戏剧性。最初计划由欢喜传媒提供资金支持，王一淳则通过成立静深影业负责制作。然而2019年，欢喜传媒以疫情为由单方面暂停项目，并将静深影业告上法院。因财务流程中的过失，静深影业被判败诉并需返还约583万元。至此，这部电影转变为王一淳自费拍摄，与此前的两部作品一样，成为国内少有的自费制片案例。

如今这部复杂荒诞的影片正式上映，恰逢中国电影行业经历十年巨变。观众对善恶分明、能引发强烈情绪共鸣的作品更趋偏好，市场是否能接纳此类充满人性挣扎与暗黑美学的影片，将成为对其价值的最终考验。

01 “在幽暗曲折的人性中看到了一丝温暖和善良”

界面文娱：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构思《绑架毛乎乎》这个故事？早期提到的保姆绑架案雏形是否与此有关？

王一淳：保姆绑架的故事构思已久，但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我习惯从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当时家中请了保姆照看孩子，也接触了孩子兴趣班家长群体。生活本身是琐碎的，而电影需要将日常矛盾推向极端高潮。当这些矛盾激化到临界点时，会呈现出怎样的画面？我借此进行了充分的艺术想象。

界面文娱：为何最终呈现为偏重犯罪与悬疑的叙事？

王一淳：影片着重展现人与人之间因误会累积的恶意。即便初始并无恶意，当伤害发生后，善意可能被彻底摧毁。这种失控的恶性循环具有强烈戏剧张力。保姆这一职业能深度介入他人生活，对其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产生深刻影响，这为故事提供了独特切入点。孩子作为家庭关注的核心，若保姆选择从孩子下手实施报复，既能制造冲突也能引发共情。

界面文娱：这个故事创作于杭州纵火案之前，当时是否因此获得了现实映照？

王一淳：是的，当时社会事件的发生让故事更具现实意义。许多人告诉我，这似乎有了现实版。

界面文娱：最初是否设定为单纯的保姆绑架儿童叙事？

王一淳：我不擅长创作善恶分明的故事。若将一方塑造成绝对受害者，另一方作为纯粹恶人，我会觉得缺乏深度。更吸引我的是命运的偶然性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事件失控后的救赎可能。在充满黑暗的叙事中，我希望保留一丝微光，让温暖显得更加珍贵。

界面文娱：您曾提及希腊戏剧的创作感，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何处？

王一淳：我始终排斥毫无瑕疵的“真善美”叙事。人性本就充满多面性，我偏好展现人物在复杂处境中艰难抉择的过程。通过让角色在困境中选择善良与温暖，更能凸显故事的感染力。

界面文娱：在人物设计及拍摄过程中，是否有逐步增减元素的创作调整？

王一淳：最初保姆的戏份更为突出，因其承担冲突推动功能。但在写作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通过两个群体的冲突化解来展现善意的力量更具表现力。因此，毛乎乎与任胜利这两个“傻子”角色得到了更多笔墨，他们成为承载故事核心主题的载体。

界面文娱：影片中的孩童视角对叙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一淳：实际上我形成了路径依赖。首部作品《黑处有什么》尝试儿童视角后，第二部便本能地延续了这种叙事方式。使用孩童视角能够巧妙回避成人世界的尖锐矛盾，同时为故事赋予独特的观察维度。这种视角带来的虚实交错，恰好让观众能凭借自身对世界的认知补全叙事，形成更丰富的解读空间。

在《黑处有什么》中，毛乎乎的父母与保姆之间的互动，相较于两个“傻子”的设定，展现出更为复杂的人性层次。王一淳认为，这种关系并非单纯的愚昧，而是暗含着现实的算计与生存智慧，恰如生活本身的模态。

谈及电影中对教育的呈现，王一淳指出，达尔文小学的筛选机制映射出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他强调，这种焦虑不仅限于孩子本身，更折射出整个社会在资源争夺中的困境——所有人都在竭尽全力争取优势，但最终成为焦点的永远是少数。

关于中产家庭的刻板印象，王一淳坦言，影片中这家看似体面的雇主家庭实则充满虚伪与脆弱。他观察到，当某些群体暂时取得成功时，容易产生自我优越感，这种虚荣本质是运气使然，而非真正的能力体现。

针对保姆形象的塑造，王一淳反驳了传统认知中“老实憨厚”的刻板印象。他揭示，那些被社会视为“老实人”的个体，往往在暗处积蓄力量，甚至可能成为重大事件的幕后推手。

关于性别特征的呈现，王一淳表示，故事中确实存在女性更精明、男性更迟钝的现象，但他强调并非刻意为之。他指出当下社会普遍存在性别对立倾向，许多判断往往脱离具体情境，而先入为主地以性别为立场。

谈到角色塑造的意图，王一淳透露，他本质上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是在创作过程中发现，某些男性角色的憨厚特质恰好构成了故事的自然延伸。

任胜利和毛乎乎 图源：豆瓣

所有的状况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钱

界面文娱：公开资料显示电影拍摄周期为45天，时间较为紧张，当时是否遇到拍摄困难？

王一淳：虽然标注为45天，但实际有效拍摄时间远少于这个数字。加之电影投资方中途撤资，整个拍摄过程都处于资金紧张状态。我在承担编剧和导演工作的同时，还要处理大量制片层面的实际问题，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与自己进行思维博弈。

界面文娱：现在回顾制作过程，是否觉得某些环节显得仓促？

王一淳：每次观看电影时，我都会思考如果资金更充足会如何呈现。几乎每一处场景都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而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指向资金。

界面文娱：两部作品均为自费拍摄，这种情况在电影行业较为罕见。

王一淳：确实非常煎熬，我今后绝对不会再做类似的事情。这种持续自我对抗的经历很容易让人产生精神分裂倾向，尽管我的心理素质还算不错，情绪较为稳定，但若不是这样，整个过程可能会对心理造成严重伤害。

界面文娱：通常导演会与投资人就预算进行协商，既要考虑成本控制又要担心票房回报。

王一淳：他们开玩笑说其他剧组的导演都是只管提要求，制片部门只管把控资金，导演们经常和制片部门产生矛盾。而我则是每天在与自己较劲。

界面文娱：在那段艰难时期，是什么支撑你完成电影拍摄的？

王一淳：后来参与的三位主演姜武、闫妮、曾美慧孜对剧本表现出浓厚兴趣，愿意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片酬加入项目。他们的支持让我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坚持下来。

界面文娱：你曾参与《导演请指教》真人秀节目，其中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是电影的衍生作品。当时电影制作进展到哪个阶段？

王一淳：当时电影主体故事已经拍摄完毕。在综艺第一期中，当被问及参与节目的原因时，我坦言前两部作品都是自费拍摄，渴望有机会使用他人资金制作影片。每赢得一轮比赛就能获得新的创作资金，无需再为预算困扰，只需专注于艺术创作。这种"免费品尝糖果店"的机遇让我感到无比珍贵，因此特别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

图源：豆瓣界面

文娱：参与综艺节目是否对后续作品的创作或项目推进有所助益？王一淳：目前来看帮助有限，因为节目带来的印象难以持续太久。当时确实吸引了大量忠实粉丝，连带我租房的中介都开始关注我拍摄的影片。遗憾的是那两年市场项目稀缺，有邀请也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文娱：曾提及最初拍片源于表达欲望，想证明自己不仅是母亲还能有所作为，第一部作品完成后这些目标基本达成。那么第二部拍摄时的动力是否有所转变？王一淳：当时考虑第一部反响不错，第二部在资金和团队配置上应该更顺利。若不再拍摄，前期的艰辛岂不白费？于是继续创作第二部，却发现其创作难度反而更高。我始终着迷于那种生命无常、结局不可预测的感觉得。

文娱：影片中充满反转与意外的情节设计，呈现出强烈的荒诞性。这种戏剧性手法是否有助于故事表达，还是源于你对荒诞叙事的偏爱？王一淳：我深受科恩兄弟影响，他们常构建违背传统价值观与逻辑的故事，强调命运的偶然性与随机性。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痴迷促使我尝试创作反类型作品，展现生活中流动的不可控力量。

文娱：这些情节让影片带有黑色幽默色彩，但豆瓣部分观众认为反转略显刻意，对此有何回应？王一淳：难以具体解释。比如有人会质疑若减少死亡人数故事依然成立，但刻意制造多死一人又如何？毕竟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

文娱：例如任胜利获得赎金后，钱又被警方调走的设定，是否体现了命运的荒诞？王一淳：非专业犯罪的设定下，我认为最具荒诞感的场景是绑架初期保姆曾美慧孜表达保护欲，而姜武饰演的男友却计划杀死孩童。最终两人角色互换，保护者变害人者，施害者成守护者。这种让智者争斗、让愚者相爱的戏剧性转化，恰是影片核心。

文娱：影片结局呈现多人死亡，这是否从一开始就构想为颇具残酷性的结局？王一淳：我猜测观众质疑的并非死亡本身，而是死亡的随机性与无意义。我始终痴迷于那种生命无预设、死亡随机遇的叙事方式，刻意避免将故事导向现实主义框架。

文娱：你曾表示电影展现的是日常琐碎矛盾积累至临界点时，普通人滑向犯罪的过程。王一淳：可视为探讨普通人与犯罪之间边界的故事。当人遭受伤害时，内心常会闪过极端念头，甚至规划复仇细节。但多数人只是停留在想象阶段，真正实施者却寥寥无几。

文娱：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创作者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王一淳：正是如此。电影让潜藏的恶念具象化，释放出内心恶魔，观察其引发的连锁反应。

文娱：是否会考虑拍摄类似《坠落的审判》这般戏剧冲突较弱的家庭题材作品？王一淳：当前市场环境趋于现实主义，新创作者若想拍摄此类故事往往在剧本阶段就遭遇质疑。

文娱：两部作品均以凶杀案件为核心，你是否依然热衷于创作具有戏剧张力、突破常规叙事的故事？王一淳：我确实偏爱凶杀题材，甚至目前构思的新作讲述的正是普通文艺青年蜕变为连环杀手的过程。我常在梦中化身杀手，也热爱聆听《没药花园》这类犯罪故事。

《没药花园：十五个真实发生的案件》作者何袜皮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对侦探小说的创作理念与传统形式有所不同。他认为，侦探小说往往承载了过多作者主观想象，而《没药花园》更注重用客观细节还原事件真相。这种基于现实的叙述方式能带来更强的代入感，因为真实细节往往打破人们的刻板认知。他提到，自己在梦中常不自觉地陷入杀人情节，有时甚至忘记自己做过这种事，醒后才意识到闯祸了。

当被问及电影行业近年的变化时，王一淳表示，当前影视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善恶二元对立倾向。这种创作模式让他联想到情绪消费现象——通过激发观众情绪来获取票房。他坦言这是种能力，但也指出这种趋势可能反映了行业生态的转变。关于电影形式是否需要革新，他提及自己最近沉迷脱口秀综艺，认为这种新兴艺术形式更能展现当代人的思维方式。相比于传统电影的厚重感，脱口秀节目中年轻人的活力与创造力让他感到耳目一新。

王一淳特别提到参与金广发视频制作的经历。他原本以为这样体量的自媒体创作者团队至少需要多人协作，结果发现所有环节——从制片到导演、编剧、演员，甚至司机和买水——都是金广发一人完成。这种低成本、快节奏的创作方式让他看到新的可能性：当创作者能够直接将手机架在驾驶座上开始拍摄时，作品反而呈现出更鲜活的生活气息。他感慨这种模式让所有参与者都能避免怀才不遇的困扰，因为谁都不需要抱怨自己缺乏展现才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