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赞郁工贼事件，他错了吗？ -

近日，韩国知名导演朴赞郁因参与制作HBO出品的迷你剧《同情者》被美国编剧工会（WGA）取消会员资格。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主要争议集中于该剧的创作过程。《同情者》改编自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的普利策文学奖同名小说，由朴赞郁与美国编剧唐·麦凯勒共同担任联合制片人（co-showrunner）。据称，朴赞郁在编剧署名权问题上与工会产生分歧，导致其被剔除会员资格。这一决定凸显了跨文化影视合作中版权归属与创作贡献认定的复杂性。

朴赞郁不仅担任了《同情者》前三集的导演，还为全部七集的剧本执笔。这一行为成为其与WGA（作家 guild of America）产生争议的导火索。由于在编剧罢工期间仍参与创作工作，WGA最终决定将其开除。

朴赞郁事件背后存在多重复杂因素。据其团队后续披露，电视剧《同情者》的完整剧本早在WGA罢工启动前已完成，且制作团队亦在罢工开始前数月即进入拍摄阶段。2023年5月2日，WGA正式发起罢工行动，历时148天，直至9月27日方告结束。在此期间，所有WGA成员被严格禁止为涉及罢工的影视公司（包括《同情者》的制作方HBO）提供任何形式的编剧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当罢工启动时，《同情者》制作已进入后期阶段，但为何仍存在编剧服务？从逻辑层面分析，这种矛盾现象确实可能产生。

《同情者》的创作过程中，HBO在后期剪辑阶段要求调整部分场景设定。为应对这一需求，朴赞郁与麦凯勒展开了一场「创意协商」，旨在通过现有素材的重新剪辑实现修改目标。尽管制作团队强调后期剪辑属于技术性工作，而非编剧创作，但该会议仍被美国编剧协会（WGA）判定为违反规定。值得注意的是，WGA对两位制作人的调查程序直至2024年12月才正式启动，而此前的罢工行动已持续超过一年。这一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即使未涉及新增拍摄内容，仅通过剪辑方式对剧本进行实质性改动也被视为违规行为，反映出行业对创作权界定的敏感态度。

案件随后提交至由WGA会员构成的审判委员会。该委员会认定，朴赞郁与麦凯勒的违规行为属于「非故意」范畴，其根源在于后期制作阶段对角色设定的误读。据此，委员会建议仅对两人出具「非公开警告」处分。若此建议得以通过，后果将相对轻微。然而，WGA理事会介入后推翻了该决议，通过投票决定实施最严厉的惩罚：将朴赞郁与麦凯勒双双除名。面对这一结果，两位当事人选择放弃上诉程序。朴赞郁透露，其当时正专注于新作《别无选择》在韩国的后期制作工作，难以抽身应对冗长的听证流程，因此作出了「别无选择」的妥协。

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审视，《别无选择》事件暴露了关键性失误。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决定，使得WGA得以主导舆论走向，将两人标签为「背叛者」。2025年8月9日，WGA向全体成员发布的备忘录明确指出，因二人未启动上诉程序，理事会决定将纪律处分对外公开。这一举措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震惊反应。直至三天后，朴赞郁所属的韩国制片公司Moho Film才通过本土媒体首次披露其辩护主张及审判委员会曾提议的从轻处罚方案。要解读工会的强硬裁决，需回溯至2023年的WGA大罢工——这场持续数月的行业抗争，本质是编剧群体在流媒体平台压缩剩余收益与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生存保卫战。在这场造成数十亿美元经济损失的博弈中，工会的战略核心始终建立在一万名成员的集体凝聚力之上。

2023年WGA大罢工期间，任何为制片方工作的个人行为都将被视为对集体行动的破坏，无论其具体动机。工会在公开声明中重申，纪律处分的核心目的是维护成员对其他成员的集体责任。因此，必须对所有被认定为「工贼」的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否则将难以保障罢工的凝聚力与执行力。朴赞郁对此表示不满，强调自己并非有意破坏罢工，而是出于无奈。

我们需从细节入手重新梳理事件焦点。核心矛盾集中于对「编剧服务」的界定标准。WGA的罢工条款刻意采用广义表述，其禁止范围不仅涵盖剧本创作与修改，更延伸至参与项目相关会议、交流讨论、提出建议等所有与剧本创作间接相关的活动。朴赞郁团队所承认的「头脑风暴会议」，即便未直接涉及剧本修改，仍因属于「项目对话」范畴而触犯了这一严格界定。尽管从现实操作层面看，工会的定义确实存在过度扩张的倾向，但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深思——这或许是历经数十年与制片方博弈后形成的策略性防御体系，若允许更灵活的解释空间，罢工方可能轻易找到规避途径。

在影视行业历史中，制片方常通过界定模糊的领域，将实质性的编剧职责重新归类为「制片人笔记」或「导演修改」，以此规避罢工法规的约束。为此，WGA制定的广泛规则旨在填补这一潜在漏洞，进而限制了多职人员的创作自由度。此次被WGA处罚的不仅是朴赞郁和麦凯勒，共有七位编剧因违反相关规定受到处分。其中，制片人罗马·罗斯与导演爱德华·德雷克的案例尤为典型，他们的行为均被判定涉及编剧核心工作。尽管罗斯主张其行为属于制片范畴，德雷克则声称遵循导演工会（DGA）的指导方案进行文本微调，但WGA最终通过投票程序将二人逐出行业。

罗马·罗斯与爱德华·约翰·德雷克的事件揭示了WGA对"仅履行制片人/导演职责"这一辩解的零容忍态度。该工会早已在规则中划定明确红线：所有成员在罢工期间不得参与任何涉及剧本创作与修订的对话或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审判委员会认定其违规行为属"无意"且基于"误解"，建议从轻处理，但理事会仍推翻该建议，采取更严苛的处罚。从程序合规性来看，理事会并未越权，因其权力层级高于审判委员会。然而，这一做法或许反映出，相较于审判委员会侧重于个案细节与当事人主观意图，理事会更倾向于从整体政治策略角度出发，权衡工会立场与行业影响。

从政治视角审视，WGA理事会罢工胜利后，其领导层凭借此契机获得了显著的政治资本与成员信赖。在此关键节点，他们需采取迅速决策以强化权威，并向全体成员及潜在制片方释放明确信号：工会准则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将承受严峻后果。选择朴赞郁这般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导演作为惩戒对象，其象征性意义远超案件本身的对错判定。此举更像是对全体会员进行的政治宣示，意在杜绝未来劳资博弈中的歧义空间与侥幸心理。然而，从朴赞郁与唐·麦凯勒的立场出发，他们的处境同样值得同情。其行为本质区别于篡改剧本的「工贼」做法，朴赞郁强调，所谓「头脑风暴会议」的核心目的在于评估新剧情能否依托现有镜头实现，本质上属于剪辑范畴。依据WGA章程，剪辑不构成编剧行为，因此在规则框架内应被允许。这场争议实质上揭示了好莱坞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在剧集主管负责制主导的现代影视工业中，各创作环节的界限日益模糊，常难以区分某项活动究竟属于编剧、导演还是剪辑范畴。剧集主管或导演在后期制作阶段对叙事节奏与场景逻辑的最终把控，客观上必然涉及故事层面的塑造。审判委员会倾向从轻处理，表明至少部分业界同行能够体谅多重身份创作者面临的职责重叠与身份模糊困境。

关于《同情者》导演朴赞郁是否真有违规行为，我认为从技术层面来看，他确实触及了WGA（编剧工会）的相关规定。该事件的发生并非主观故意，而是源于对规则的误解。尽管头脑风暴会议作为客观事实无法否认，但其内容并未涉及任何蓄意破坏罢工的「工贼」行为。更值得探讨的是，如此严厉的惩罚是否与其过失相称。开除会籍作为工会最严厉的处分手段，实际上等同于剥夺其在好莱坞主流影视项目中担任编剧的资格，这种「职业死刑」式的处理方式，对于一次被内部委员会判定为无意且因规则模糊导致的技术性违规，显然缺乏应有的宽容与合理考量。

好莱坞现行体制深层次的系统性矛盾在此事件中得以凸显。当代好莱坞中，多重身份现象日益普遍，从业者常面临传统劳工体系带来的结构性冲突。该体系以专业分工为基础，WGA（作家协会）、DGA（导演协会）、PGA（摄影师协会）等工会各自为政，拥有独立的规则和管辖权限。当罢工发生时，这种分权模式便会引发多重身份者的角色困境——例如同时隶属于WGA与DGA的导演，在WGA罢工期间仍需履行DGA赋予的导演职责，若其拒绝执行某些模糊边界的工作内容，可能面临制片方追究的违约责任。

好莱坞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吸纳全球顶尖创作者，如朴赞郁与奉俊昊等韩国导演的参与便成为典型案例。然而，当这些国际人才进入美国影视工业时，往往需要快速适应一套高度本土化的工会体系。这套历经数十年发展的制度体系，不仅包含诸如制片公司需优先聘用工会成员、各工会间错综复杂的管辖权分割等特殊规则，更形成了难以被外来者完全理解的行业生态。这些规则本质上是美国特有的行业规范，其复杂程度与文化独特性使得外国导演在实践中产生认知偏差几乎成为必然。值得关注的是，工会系统早已超越单纯的行业组织范畴，演变为具有显著权力结构特征的制度体系，其运作逻辑往往与政治因素紧密交织，这种现象在当代影视产业中愈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