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娃哈哈没因丑闻下架，就让那些艺人重新上架吧 -

国产优质影片产量下降引发观众观影热情减弱，导致大量观众选择转投其他观影渠道。唯有春节档影片《哪吒》凭借高口碑成为例外，而数据显示，2025年4月的票房成绩甚至低于2012年同期水平，反映出市场整体低迷。

当前电影市场低迷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压力以及短视频平台对观影习惯的冲击。但核心矛盾仍聚焦于国产影片整体质量的不足。尽管存在质量短板，大量影院仍需维持运营，观众亦持续走进影院消费。为缓解院线经营困境，笔者曾在前文提出应进一步开放电影市场，这一政策在今年暑期得到落实——延续21年的国产电影保护月制度正式取消。2004年张艺谋《十面埋伏》上映时曾通过口头通知呼吁院线扶持国产影片，随后形成每年6月10日至7月10日的暑期档国产片保护机制。而今，该政策取消后，好莱坞大片在6月至7月期间实现全面引进，直接包揽票房前三。与此同时，国产影片遭遇七年来最严重的票房滑坡，包括《酱园弄·悬案》《恶意》《无名之辈3》在内的备受期待作品均表现低迷。若保护月政策未取消，院线数据或将更加严峻，部分影院或将面临关闭风险。院线经营受挫将产生连锁反应，波及商场、购物中心的消费生态。因此，在国产电影处于低谷之际取消保护月政策，既是挽救院线的必要举措，更是维护整体消费环境的关键。除政策调整外，适度引入优质外片亦可作为补充，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电影行业实力才是破局之道。

观众普遍认为，花费数十元前往影院观影的核心动因在于沉浸式体验大屏特效与视觉呈现。若仅追求叙事内容，选择在家观看视频平台同步上线的版本更为合理。以2025年暑期档为例，《F1狂飙飞车》《侏罗纪世界4》《超人》等影片均以高成本特效制作和宏大场景构建为显著特征，这种视觉震撼往往需要巨额投资支撑。然而当前市场呈现显著变化，资本对电影行业的投入持续萎缩。

数据显示，2025年国产电影开机项目中，3年前启动的项目占比达到50%，刷新了自2019年以来的纪录。对比之下，1年前开机项目占比仅21%，而1年内启动的项目几乎降至零。这种断崖式下滑印证了行业现状——投资方对电影项目的信心持续降低。当资本撤离，必然导致制作端难以维持高投入水准，进而影响影片质量。

电影作为高风险业态，近年来面临更多不可控变量。从明星个人绯闻到轻微违法行为，任何负面事件都可能摧毁整部作品的市场价值。更甚者，演员早年经历的瑕疵，亦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种风险特性对投资方而言近乎失控，当行业风险与回报率严重失衡时，资本必然选择撤退。

值得关注的是，影视行业与实体企业存在显著差异。以娃哈哈为例，其庞大的实体资产体系——包括厂房、生产线、员工和经销商网络——构筑了坚实的商业基础。即便品牌形象出现争议，消费者仍会因资产保障而持续支持。相较之下，电影缺乏这种实体锚定，使得其在风险面前更加脆弱。

中国刑法第201条对逃税罪设有特殊免责条款，明确指出若行为人经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主动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并已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制度设计的考量在于，企业主一旦面临刑事责任，可能导致企业运营中断甚至破产，进而影响企业本身的就业岗位，以及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合作生态。该条款背后体现的深层逻辑是，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其存续并非轻易可被摧毁，市场需要时间培育新的主体来替代。

然而文娱行业对明星的认知呈现出特殊性，公众往往认为明星的声誉崩塌后会迅速被新人取代。因此，当明星卷入偷税漏税事件时，市场反应往往更为激烈，直接导致其被行业封杀。但需注意，明星与实体企业的本质逻辑实则相通。明星作为市场参与者，一头连接着观众群体、票房影响力和宣传效能等消费端要素，另一头则关联着资本运作、编剧团队等生产端资源。

明星的知名度本质上构成了降低电影投资风险的市场机制。在资本视角下，明星的光环能够减少项目不确定性，吸引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对观众而言，明星效应又能提升影片吸引力，推动更多人次走进影院。这种市场功能与企业存在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通过优化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促进整个产业链的高效运转。

正如市场经济中强调的"烟火气"，不仅指餐饮业的市井气息，更象征着通过聚集需求与人气形成的经济活力。这种活力既体现在实体企业的生存发展上，也映射于明星作为特殊市场节点所创造的持续价值。每当市场出现波动，这些无形的连接要素往往成为维系行业运转的关键支撑。

公众对市场的认知往往停留在静态、抽象的层面，认为一旦某位明星陨落，必然会有新星接替。例如疫情期间，人们普遍认为某家KTV停业后，待疫情解除即可迅速复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原有KTV的装修投入无法被新店直接利用，导致资产损失。同时，原有的顾客群体与消费习惯亦需重新培育，这些无形资产的积累极为不易。

一线明星相较三线明星更能缓解市场风险，而拥有二十载资历的资深明星则比新晋者更具影响力。因此，失去关键人物将导致行业活力减弱、确定性下降，并加剧风险与投资萎缩。若企业未被市场彻底淘汰，意味着其仍具备一定的公信力基础，此时对个人的评判应保持统一标准。

当前娃哈哈虽遭遇舆论风波，却未见有关闭企业的呼声。若将传统观点套用在此，可引述类似舆论：‘孩童看到娃哈哈，可能滋生投机心理，误以为财富可凌驾道德；目睹娃哈哈，或许诱发创业幻想，淡化学习动机。’相较之下，多数影视明星的失态多与私德相关，偏向掩饰而非主动塑造公众认知。宗庆后的公众形象，是宗馥莉及其他员工共同构建的，其影响力超越普通艺人。

李云迪的事件属于个人层面的道德争议，而曾轶可、霍尊、吴秀波等人的行为则涉及不同性质的公众事件。这些事件的严重性是否可与主动误导公众的恶劣影响相提并论？若娃哈哈未被彻底否定，李云迪是否具备重新被接纳的可能？对此问题，需避免双重标准。影视行业亦承担重要社会责任。

从深层规律来看，影视行业本质上是人性弱点的集中体现。粉丝文化的存在源于观众对偶像的非理性追捧，这种追捧直接推高了明星的商业价值，使其获得远超常理的高收入。市场本身具有理性属性——品牌方与制作方始终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效益，但受众的非理性行为却不断抬高明星的市场定价。当明星坐拥财富与关注度，面对商业诱惑时往往难以保持清醒，这种现象在全球影视产业中普遍存在。教育行业的核心使命应是向青少年展现真实且复杂的世界图景，揭示社会运行的非完美性。若强行要求影视行业承担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道德责任，本质上是违背其产业规律的。这种违背将导致行业自我调节机制的失效，最终由影视行业自身承担后果。事实上，任何商业实体或企业家都不具备教育青少年的道德权威，即便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品牌如娃哈哈，或是如雷军、周鸿祎、董明珠等知名企业家，也难以在商业运作中实现教育使命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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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及澎湃等主流媒体的特邀撰稿人，同时担任多家智库研究机构的专家成员，该作者长期聚焦时政、财经与科技等核心领域，以严谨的学术视角和深入的行业洞察，致力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