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马士媛：女孩们，别害怕做自己 -

回顾今年戛纳电影节，邹时擎导演在《左撇子女孩》中以独特视角呈现了一个迥异的台北图景：这座城市不再是商业繁荣与青春活力的象征，也非动荡与压抑的代名词，而是通过女性记忆、家庭隐秘以及沉默规范构建出的复杂社会结构。影片以小女孩宜静的视角，串联起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层层剥开台湾社会性别权力失衡的深层议题。

邹时擎作为制片人参与制作了肖恩·贝克的多部作品，包括《橘色》《佛罗里达乐园》等。尽管《左撇子女孩》延续了贝克标志性的街头现实主义风格，但影片的核心却完全植根于本土叙事。这种创作特质源于导演与编剧在剧本打磨上的严谨态度，他们将台湾本土的现实生活与人文观察融入创作，形成一部未经修饰的"女性日记"。通过镜头语言，如同用摄影机书写，细腻记录着跨越三代的女性生命轨迹与情感变迁。

邹时擎与肖恩·贝克的影片以夜市摊位、家庭晚宴和那只象征性的恶魔之手为线索，逐步揭示家庭结构中看似温情实则暗藏危机的亲密关系。影片摒弃了传统叙事中对左撇子的符号化处理，转而深入探讨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以及父女、母子等代际纽带背后压抑的情感张力。通过刻意排除男性视角的介入，导演们让无数女性角色的视点成为拼凑家族记忆的碎片，最终呈现出一个既脆弱又坚韧的女性视角图谱。这种叙事策略使影片在细腻的表象之下蕴含锋利的现实批判，以温柔克制的笔触勾勒出人性深渊，让观众在看似平静的场景中感受到刺骨的真相。

演员马士媛在诠释宜安这一角色时，展现出极具张力的表演层次。她将人物塑造得刚柔并济：外表刚强冷静，内心却暗涌着对家人的深情。这种特质既区别于母亲淑芬在逆境中显露出的疲惫抗争，也不同于小女儿宜静的单纯懵懂，而是以充满生命力的姿态，诠释着新一代青年对家庭关系的独特理解与情感联结。

在电影《左撇子女孩》中，宜安这一角色的每一场对峙戏都展现出超越表象的表演层次，其情感张力并非单纯依靠声量大小构建，而是通过精准的情绪把控与细腻的肢体语言，诠释出角色内在的刚强与清醒。这种极具挑战性的表演方式，使宜安成为贯穿全片的情感枢纽。

被角色的深度感染与吸引，我们得以与主演马士媛进行一场关于角色塑造与表演艺术的独家对话，探寻她如何将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形象鲜活地呈现在银幕之上。

独家专访《左撇子女孩》马士媛｜方氏修远甫看死君问道：请问这是您首次踏上戛纳这片土地吗？马士媛回应：是的，这是我首次来到法国，也首次踏足戛纳，内心充满期待与新鲜感。然而此次行程主要以工作为主，每天清晨都要精心化妆打扮后出门。由于没有配备专业造型团队，我不得不全权负责自己的形象管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毕竟平日里我几乎不化妆。

看死君：确实有些令人疲惫，那么你对戛纳这座城市本身有什么印象吗？马士媛：这里给人轻松自在的感觉，比较舒适。当地朋友表示，非影展期间会更显轻松，这让我期待下次能以悠闲心态重返。我偏爱那种留有余韵的环境，适合放慢节奏细细体会。看死君：在电影节期间有观看其他影片吗？马士媛：其实有很多期待已久的影片，但因行程紧凑，最终仅观赏了韦斯·安德森导演的《腓尼基计划》。其画面质感堪称惊艳，每一帧都如同艺术品般精致，这是我首次在电影院观赏他的作品，感受颇为震撼。原本计划观看毕赣的《狂野时代》和提尔的《情感价值》，却因时间安排冲突未能实现，略感遗憾。

看死君：此次与邹时擎、肖恩·贝克的合作体验如何？他们在拍摄现场的协作方式是怎样的？马士媛：邹时擎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注重给予演员充分的创作自由，但这种自由建立在前期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她常邀请我以轻松的咖啡会谈形式探讨角色细节，从服装搭配到手机壳选择，甚至深入挖掘宜安这个角色的心理动线。她的指导方式并非直接规定表演动作，而是通过前期的充分准备，让演员在拍摄现场自然进入角色状态。这种创作氛围让我们能够专注于当下情境，无需担忧被过度干预表演方式，让我收获了许多全新的创作视角。至于肖恩·贝克，由于疫情等客观因素未能参与现场拍摄，我是在戛纳首映式上才得以与他当面交流。他对演员团队始终保持着高度尊重，特别给予我鼓励与肯定，甚至提及他欣赏某段与其他角色的冲突戏设计，这种被专业视角认可的体验令我深受感动。

在电影《看死君》的开场，淑芬驾驶车辆载着宜安与宜静驶入台北，这一场景标志着角色的登场。台北作为影片的重要叙事背景，尤其通过孩童的视角呈现，令人印象深刻。导演马士媛回忆道，她童年时期确实长期居住在台北与新北之间。彼时她常搭乘706公车穿越桥梁，前往西门町观影购物，这种从新北进入台北的体验与她个人生活高度契合。影片中描绘的台北风貌与生活场景，恰好呼应了她成长的记忆，使情感表达更为自然真挚。

看死君询问了马士媛对角色宜安的理解，以及自身性格与角色的相似性。马士媛表示，宜安是一位21岁辍学的大学生，独自前往台北寻求人生突破，试图挣脱原生家庭的情感束缚，同时渴望证明自我掌控人生的能力。她形容宜安性格坚韧果敢，拥有明确的目标感，这种强烈自我意识使她难以被外界阻碍。

谈及自身经历，马士媛坦言三年前拍摄时的内心状态与角色高度契合。虽然保持了倔强特质，但她从宜安身上领悟到情绪表达的多样性。如今她逐渐学会以更细腻的方式呵护身边所爱之人，认为真正的坚韧也可以蕴含温柔的力量。这种角色与现实的互鉴，让她对"倔强"有了更立体的理解。

马士媛认为宜安与母亲淑芬之间的情感关系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张力，她们身处一个缺乏直接情感表达的家庭环境，形成了一种代际传承的情感循环。从外婆到母亲，再到宜安，这种互动模式在家族中悄然延续，虽然彼此深爱却始终难以用温柔的话语传达。母亲看似迂回的表达方式，实则是长期压抑的关心在潜意识中的投射，这种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成为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

影片通过刻画三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挣扎，生动呈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所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同时展现了她们坚韧不拔的生命力。这种真实而有力的叙事让当代女性观众能在银幕上找到共鸣，感受到自身经历并非孤例。创作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传递出女性之间应彼此理解支持的信念，鼓励她们勇敢展现真实自我，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表达情绪与身体需求。影片结尾所传达的'生活终需继续'的积极态度，更让观众看到困境中的希望与可能。

这部电影不仅是邹时擎导演的首部长片，也是马士媛踏入电影圈的首次亮相。谈及表演生涯的起点，马士媛坦言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当时她的男友作为Jade乐团的主唱兼吉他手，邀请她参与乐团MV《Telephone》的拍摄。完成拍摄后，她意外对表演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报名体验了一堂表演课程。不久之后，导演邹时擎通过Instagram私信联系她，提议见面详谈。彼时马士媛尚无电影作品，仅有少量模特经历。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咖啡厅的随意对话中，甚至没有进行试镜环节。她推测导演可能是被自己照片中的眼神或状态所吸引，才主动发起联系。最终通过试镜带的递交，导演决定让她出演宜安这一角色。马士媛认为，导演很可能在观看她的表演片段后，发现了她与角色之间的契合点，因此选择了她。

看死君：这个过程太有电影感了！那有没有哪位演员是你特别喜欢，对你影响比较深的那种？

马士媛：梁朝伟。我格外推崇他在镜头里不讲话时，眼神足以传递千言万语的表演方式。他在《春光乍泄》《悲情城市》中塑造的角色设定各异，却都蕴含着强烈的生命力。彼时我对表演艺术尚处于懵懂阶段，但通过他的演绎，我逐渐意识到演员这个职业能够揭示人性的多维层次，从而萌生了对表演领域的向往。

在《悲情城市》的片场，当被问及此次出演的感受时，马士媛坦言接到剧本时内心充满震撼。作为首次挑战电影的新人，她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自我怀疑与焦虑，但正是电影团队给予的信任与支持，使她逐渐建立起表演的安全感。谈及与MV创作的区别，她表示电影更需要演员与角色深度交融，通过细节层层构建人物形象，这种沉浸式体验让她仿佛活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于自身而言，这种突破既充满挑战又极具意义，也正因如此，她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探索热情。

看死君询问马士媛未来是否仍会继续演艺事业，以及是否有特别想挑战的角色或合作导演。马士媛表示自己依然充满热情，渴望成为一名电影演员。她认为电影能够带来独特的人生体验，让演员与不同人物产生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这种交流方式令她十分着迷。她强调演员职业并不受年龄限制，每个阶段都可以尝试多样化的角色演绎。谈及理想的演出方向，她坦言并未设限，但特别提到希望饰演底层人物，因为这类角色往往蕴含着复杂的人性特质，而她也希望通过表演为这些群体发出声音。在导演方面，她明确表达了对李安的向往，称这位导演是她心中重要的梦想。

许多电影作品通过夜市场景的刻画，将台湾独特的夜市文化呈现在全球观众眼前。若要推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夜市，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乐华夜市，它坐落于中永和地区。这座夜市承载着我童年最珍贵的记忆，因毗邻学校而成为放学后的必经之地。每当铃声响起，便直奔那里，穿梭在琳琅满目的摊位间，品尝地道小吃，感受市井烟火，对我而言，它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美食聚集地范畴，更像是时光倒流的游乐场，与电影中宜静的夜市体验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