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孩的肖像——专访《雷诺阿》导演早川千绘 -

日本导演早川千绘（1976年出生）在国际影坛被视为后起之秀，尤其在国际舞台上广受认可。其2022年首部长片《岁月自珍》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获得金摄像机奖的特别提名。202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雷诺阿》则晋级戛纳主竞赛单元，这一成就使早川千绘成为戛纳电影节关注与扶持的新锐导演代表。

《雷诺阿》的创作灵感深深植根于早川千绘的个人童年回忆与情感体验。1987年夏日，11岁的主人公冲田富士（铃木唯 饰）与导演同龄，正经历着家庭变故的重压：母亲忙于职场，父亲因癌症晚期住院，孤独成为她童年最鲜明的注脚。面对死亡的逼近与成人世界的荒诞悖论，这个纯真灵魂的成长轨迹被彻底撼动。影片以孩童视角展开，通过女孩疏离而冷峻的观察方式，呈现周围世界的荒诞与矛盾。围绕私密记忆构建的叙事框架，让观众得以窥见一个特殊童年的真实图景——在现实的冰冷裂缝中，她以充满诗意的幻想构筑起对抗孤独的精神堡垒，展现出惊人的内在力量与审美意蕴。片名所指的肖像画作《安特卫普的伊雷娜·卡恩肖像》（Portrait of Irène Cahen of Antwerp）承载着双重象征：既是早川幼年痴迷的艺术杰作，也是父亲赠予她的精神慰藉，其复制品最终成为贯穿全片的重要意象。采访中看似柔弱的早川千绘，总以低垂的目光与克制的言语回应问题，却在沉默中透出对创作理念的坚定把握，这种内在张力恰如其分地呼应了影片所探讨的生命课题。

您是否始终对“当下”以外的时间段保持兴趣？我的首部作品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未来，当人类寿命超过75岁便会被要求主动选择安乐死；而这部新作则将视角投向1980年代，因为我童年时期的回忆是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尽管《岁月自珍》被归类为反乌托邦题材，但其核心实际上反映的是当代社会现实。我并非对现代故事无感，只是《雷诺阿》的叙事背景需要特定的时代氛围。影片虽非自传性质，但其中呈现的情感体验确实与我早年作为孩子、母亲以及照料者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关于日本社会，我期望通过电影呈现人性的复杂面向，而非直接探讨社会议题或提出解决方案。孤独作为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恰是许多日本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现实。创作此片时，我更关注个体情感的细腻刻画，而非刻意进行社会批判。

您将这部作品视为一部必须完成的电影，正如您谈及情感的表达，这是否也是一次自我疗愈的旅程？在创作过程中，我原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拍摄的推进，我不断回想起过往的经历。对我而言，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实现。是的，它为我带来了一种慰藉，也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宽恕了自己。《岁月自珍》与这部作品在主题上都涉及悲伤，或许是一种提前预感的哀伤。这两部影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对话关系？死亡始终存在于其中，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则隐匿于无形。我认为这正是电影所探讨的核心之一。起初，我并未对此有太多意识，但确实思考过为何要在作品中触及死亡这一主题。回忆童年时期，父亲与癌症抗争的十年正值我10岁至20岁之间，这是人生中最敏感的成长阶段。由于我与另一位同住，而那位正与死亡相伴，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片中，假期结束时听富士讲述父亲去世的情节，老师表现出的悲伤甚至超过了孩子。这个场景既充满温情又令人感慨，还带着一丝幽默。您是如何构思这场戏的？最初，富士的英语老师并非她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只是每周用英语交流十分钟的固定角色。然而，她却能真正理解富士的情感，为她落泪。对于那些通过他人寻找和确认自我的人而言，这种瞬间至关重要。哪怕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也可能成为对方获得救赎与安慰的关键。

我们了解到影片风格受到画家雷诺阿印象派技法的启发，这种影响是否从一开始就体现在片名的选择上？事实上，片名“雷诺阿”是最初就确定的构想，但它与故事本身并无直接关联。影片讲述的是一个1980年代日本女孩的生活，而以法国印象派画家命名，这种反差本身便构成了有趣的叙事张力。

在戛纳放映后，观众反馈称影片与印象派作品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印象派画作常以点彩技法呈现，但最终却凝聚成一幅完整画面；而我的作品则是由无数碎片组成，表面看似零散，实则最终形成统一的艺术表达。这种创作理念让我感到欣喜，也印证了我对视觉形式的探索。

影片的视觉呈现与音乐设计形成了独特的共生关系。在考量配乐时，我刻意避免将其作为推动叙事的工具，而是让音乐在关键时刻自然浮现。当富士完全沉浸在幻想世界，与现实剥离的瞬间，音乐才真正显现其存在的意义，这一刻也成为全片情感的高潮。

影片中存在两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其一是录像带情节引发的幻想，其二是将富士推向一个涉及恋童癖的禁忌故事。这两个场景与影片其余部分充满情感与细腻质感的叙事形成强烈对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富士与大学生相遇的场景——作为被父母忽视的少女，这位大学生是唯一愿意倾听她话语、表达关注的人。当这种特殊关系出现时，人物本能的亲近感也随之产生。

影片开头的垃圾房场景暗喻着少女的脆弱处境。那个年龄段的女孩往往容易被危险吸引，即使她们尚未完全理解其中情形。这种既处于危险边缘又保持微妙距离的状态，正是我想通过影像捕捉的特殊心理体验。

当富士真正踏入男大学生的住所时，她完全基于对方的邀约进入那个空间。尽管她有能力避免最坏的结果，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驱逐，这背后隐藏着男生的私心。这种突如其来的尊严侵害，即便在主观意识上尚未完全认知，却已深深烙印在心理层面。这种跨越年龄界限的伤害体验，正是我想通过叙事呈现的重要命题。

影片开场的暴力场景是出于对人性阴暗面的探索。即便在和平环境中，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着无法忽视的深渊。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源于我自幼形成的感知——那条细微的界限始终存在于现实与幻想之间。正是这种永恒的张力，促使我将这类元素融入电影创作。

关于奇幻元素的运用，我试图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超现实的想象空间。成长故事往往需要突破日常的局限性，让观众在残酷现实中找到精神出口。这些魔幻元素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承担着治愈功能，为观众提供暂时逃离现实的可能。

母亲这个角色的塑造充满矛盾与真实。她深陷愧疚，却无力改变现状；既愤怒又沮丧，却始终保持着母性的温度。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源于我对母性的多重理解——当我以接近11岁时母亲的年龄视角回望，再对比当下养育孩子的体验，这种角色呈现既具亲密感又带着时代印记的温情。

影片中您为母亲安排了一位颇具吸引力的情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妻子却突然出现。富士亲历了母亲最为尴尬的时刻。为何会发展成这样？（轻笑）不妨探讨一下影片中的代际沟通主题？您一直以来都擅长处理这类关系。在创作初期，您是如何将这种沟通方式融入故事的？正如《岁月自珍》中年轻电话接线员与女主角老太太的相遇，实则是场双向救赎。而在这部新作里，我的关注点已超越单纯的代际差异——更侧重于两颗心之间短暂却深刻的联结。正因如此，女主角楼上那位寡妇才会向富士敞开心扉，分享她从未对任何人提及的秘密。富士与母亲的情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而微妙的互动模式，他们与富士的相处也充满趣味。每当三人共赴餐馆，总会在某个瞬间出现目光交汇的场景。这种交汇被母亲察觉，因此她对服务员的态度显得有些微妙。而母亲的情人与富士的反应则充满惊喜，正是这种瞬间的共鸣，构建了超越年龄隔阂的情感纽带。我始终对这些细微的联结保持兴趣，它们可能只是短暂的闪现，却往往成为理解彼此的契机。

引导孩子演员演绎复杂题材极具挑战性，尤其是涉及性侵者情节时更需格外谨慎。在执导过程中，我给予铃木唯充分的信任，因为她本就具备出色的表演天赋，几乎无需过多指导。但针对该敏感场景，我们特别邀请了亲密关系协调员与心理治疗师共同参与筹备，通过反复排练确保整个过程的安全性与专业性。所有演员都始终保持在舒适区，从未被要求完成自身不愿接受的戏份。对于另一位年轻演员的保护同样细致，我们刻意安排两人提前建立默契，最终在拍摄时呈现出宛如兄妹般的自然互动。对铃木唯的剧本解读采取独特方式——仅让她通读一次主线内容，却围绕角色所处的环境细节进行深入探讨。

《黑箱日记》作为一部探讨日本性侵事件的纪录片，其在过去一年中引发的国际关注与本土上映受阻的矛盾现象值得深入探讨。在巴黎观看该片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其跨越文化边界的力量，而日本媒体对影片的激烈批判与公众讨论的局限性，恰恰凸显了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伊藤诗织以受害者身份拍摄这部作品，其勇气与坚持令人敬佩，但影片在本土遭遇的审查阻力，却折射出日本社会在面对性侵问题时的系统性回避。国际观众的共鸣与本土审查制度之间的强烈反差，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日本社会在性别平等与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