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荔枝到外卖大战：千年未变的成本转嫁困局 -

尽管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历经波折，但同名电影的热度却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7月23日，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仅六日，累计票房已突破3.21亿元。作为这部电影的观众与原著小说的读者，《科技眼・看世界》栏目将由笔者探讨其中或许片面却直指本质的内核。故事始于圣人下达"岭南荔枝三日达"的命令，这一指令让抽中"倒霉彩票"的荔枝转运使李善德命运骤变。作为文官却要承担近乎数学计算般的繁复任务，李善德运送荔枝的艰难历程，撕开了盛唐繁华表象下的腐朽：皇权凌驾于规则之上，官场暗流涌动，而所有代价最终都转嫁给底层民众。若要用一句诗概括《长安的荔枝》的主题，笔者认为最贴切的莫过于"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千里荔枝苦"。在长安这个历史坐标中，拥有李善德这样的执行者是幸运的，但在现实世界中，类似的荒诞决策仍层出不穷，甚至更为触目惊心。当决策者将目标异化为政绩符号或资本游戏时，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与系统性风险。《长安的荔枝》不仅是一部现象级电影与畅销小说，更成为现实的深刻镜像与警示：发展必须建立在对规律的敬畏和对民生的关怀之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覆辙。

这些成本在权力体系中不断转移：上层权力集团仅获取收益，中层官员则通过执行政策谋求晋升，而最底层民众却要承受全部后果。正如成本外部性理论所揭示的，当决策成本不直接由施政者承担，资源便会陷入过度消耗的恶性循环。

李善德凭借对数字的敏锐洞察与不断试错，制定出精密策略，然而这种看似成功的手段实则是将基层的艰辛转化为"奇迹"的幻象。在马伯庸构建的盛唐图景中，表面的繁荣背后早已暗藏资源掠夺的危机。现实社会中，政绩工程与资本运作同样陷入"成本外部性"的困境，只是表现形式更为隐蔽。这种权力逻辑与社会矛盾的映射，跨越时空展现出相似的荒诞本质——李善德为完成荔枝转运的"不可能任务"，不得不榨取驿站体系的全部资源，而当代柳州轻轨项目则以"城市升级"为名，未经审批便启动建设，最终导致176.95亿元隐性债务的产生，两任官员因此落马。

项目将本应用于教育医疗的公共资金强行注入政绩工程的黑洞，正如小说中驿站系统为完成运输任务而被透支。这种系统性转嫁成本的模式在恒大汽车身上达到极端。2019年，恒大以"三年投入450亿""打造世界最大"为口号高调入场，却完全脱离行业规律，无视技术可行性。在许家印盲目乐观的驱动下，企业通过造车概念疯狂融资，最终相关业务负债突破700亿元，子公司接连破产，巨额亏损如同雪崩般压垮投资者与购房者，成为资本游戏中的牺牲品。

这一现象与《长安的荔枝》中杨国忠为彰显权势，迫使李善德确保荔枝"色香味不变"的逻辑具有同质性：前者体现资本为逐利而忽视风险，后者反映权力为虚荣而漠视现实，二者本质皆为将决策成本转嫁至外部群体，最终导致系统性危害。在当前外卖行业竞争中，这种成本外部性问题尤为突出，大量商家陷入盈利困境。外卖平台为争夺市场份额，持续投入高额补贴，虽使订单量增长，但商家利润率却显著下滑。平台通过技术服务费、配送服务费等抽成，叠加商家需承担部分补贴成本，形成双重挤压。以30元外卖订单为例，商家需支付约40%的分润，综合成本常超过收益。据媒体报道，深圳王姐猪脚饭店的堂食猪脚饭售价15元，扣除平台补贴、佣金及配送费用后，店主实际到手不足10元，而食材成本已接近该金额，基本无利可图。部分商家为应对成本压力，采取降低食材品质或缩减分量的应对策略，这又引发消费者差评，形成"补贴-成本-差评"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经营困境。

外卖行业的激烈竞争已波及传统餐饮模式，致使堂食业务陷入萎缩。部分以堂食为主要盈利渠道的餐饮企业面临严峻挑战，门店经营状况持续恶化。餐饮行业二手设备回收从业者指出，近期设备回收量显著攀升，众多商家因难以承受持续亏损选择关闭门店。此类现象与《长安的荔枝》中展现的皇室需求转嫁机制存在共性，均体现特定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目标（如市场扩张或维持垄断地位），通过成本转嫁机制损害第三方权益，最终造成整个系统的资源损耗与利益失衡。

无论是长安荔枝事件引发的民生困境，还是柳州轻轨项目演变为债务危机、恒大汽车陷入破产漩涡，亦或是外卖大战中商家承受的经营压力，其本质均可归因于"成本外部性"的失控。要防止此类系统性风险重演，亟需构建制度化的"成本约束机制"，通过规则设计阻断代价转嫁路径，使决策主体无法将经营风险随意转嫁给其他社会群体。

马伯庸作品中李善德在绝境中坚守职业道德、对抗不公的叙事，为现实提供了深刻启示。这提示我们应强化价值导向，在重大决策中注重社会责任，建立机制防止"外部性"问题的扩散，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

从经济学逻辑出发，首要任务是厘清『成本归属』问题。以『荔枝运输』为例，若能明确将驿站损耗与百姓劳役纳入皇室的『消费成本』核算体系，当代项目亦应在决策阶段建立『全周期账单』意识——柳州轻轨若在立项前披露隐性债务对公共资源的挤占，恒大汽车若坦诚亏损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外卖平台若将商家的实际成本纳入自身运营评估，诸多荒诞事件或将从源头得以遏制。决策权与成本承担必须形成对应关系：政绩工程的建设者需为债务风险负责，资本游戏的参与者要为经营亏损承担后果，平台经济的运营方则应为中小商家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若杨国忠能为驿道损毁承担赔偿责任，『三日达』的苛刻时限或许不会轻易下达。唯有将『谁决策、谁担责』确立为制度铁律，方能打破『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恶性循环。真正的发展本质应体现为『收益共享、成本共担』的均衡状态。《长安的荔枝》所揭示的深层教训在于：当成本持续转嫁至无辜群体，即便表面繁荣的盛世亦难逃崩塌命运。坚守这一底线，才能确保每项投入直指民生需求本质，让每位决策者时刻铭记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些以『高举高打』为名的项目泡沫终将如镜花水月般消散，它们留下的不仅是未完工的建筑与断裂的资金链，更是对社会信任的长期透支——当公众目睹百亿工程化作废铁，当投资者发现『改变世界』的承诺沦为圈钱噱头，当餐饮商户在平台规则中挣扎求生，整个社会将积累对发展叙事的集体质疑。唯有回归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确保每项投入精准对接真实需求，每个决策经得起历史检验，方能避免重演『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悲剧。让发展目标回归理性，让执行成本纳入考量，切莫让清风拂过荔枝树的虚幻承诺，最终沦为豪言壮语的空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