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娱又一爆雷，内幕没那么简单 -

关于《繁花》编剧署名的争议仍在持续引发热议。编剧古二（本名程俊年）近日公开指责剧组未给予其应有的编剧署名，强调自己作为核心创作成员，主导了关键叙事脉络的构建。他透露在创作过程中同时承担生活助理职责，却因薪酬待遇低廉而未获得应有的职业认可。

剧组已就此事作出回应，虽未明确界定剧情创作的归属问题，却着重指出古二存在恶意造谣行为。由于目前尚无权威定论，这一争议演变为典型的罗生门局面，各方立场对立，真相难以厘清。

实际上，编剧署名权争议并非内娱首次出现。鱼叔此前已多次与大家探讨过此类议题，但相关问题仍频发不断。只要存在争议，就有持续讨论的必要性。因此，鱼叔今日便借此次风波，再度带大家深入剖析编剧署名权的那些事儿。

接下来，我们梳理此次争议的具体经过。古二的维权行动其实早有铺垫，早在2023年初，他便在其公众号「古二新语」发布了一篇题为《狗》的文章，内容被指涉《繁花》剧组的种种问题。此后，他持续发布多篇类似文章，揭露自身受到的不公待遇，从而拉开了漫长维权序幕。

古二提出的指控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领域展开。首先，他强调自己的原创作品遭到了剽窃，指出2019年加入项目团队后，其主导构建的全剧核心架构——涵盖阿宝的金融主线、李李的复仇支线以及汪小姐的创业故事线等关键情节——最终被对方未经许可地进行改编和修改。

在剧集播出之后，古二发现自己的名字仅以「前期责任编辑」的身份出现在片尾，而本应获得的稿费却始终未到账。

凭借自身创作的故事，编剧秦雯在业内备受瞩目，成功斩获白玉兰奖与金鹰奖的「最佳编剧」荣誉。与此同时，另一位行业从业者古二则因长期工作压力导致健康受损，其本人公开透露已罹患渐冻症。在以「生活助理」身份加入剧组后，古二不仅要承担编剧工作的创作任务，还需负责导演的日常事务，如烹饪、代酒等。此外，所有调研工作包括资料收集与人物采访均需自费，无法获得任何报销。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状态加剧了古二的病情恶化，对其身体造成了严重影响。

然而，当他试图申请休息时，却遭到王家卫的反问：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针对相关指控，《繁花》剧组及导演王家卫、编剧秦雯始终未予公开回应。直至今年8月底，古二再度在个人公众号发布数段录音内容，其中包含其向秦雯解释金融专业术语、王家卫对秦雯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并要求其撰写框架、以及王家卫与秦雯对其他演员的私下评价等细节。

他随后公开了2019年12月的邮件记录，用以证明其提交的剧本版本早于秦雯所作的修改。

相关话题曝光后，在网络上掀起巨大争议。网友不仅在电视剧评论区和秦雯的微博下踊跃留言，要求方说明真实情况，更将王家卫此前关于《摆渡人》的言论重新翻出，引发新一轮讨论。

部分人士认为古二私自录音并公开的行为存在争议。然而，公众对事件本身的情绪仍以愤怒为主。《繁花》剧组在后续回应中表述模糊，态度略显回避。23号进一步澄清称，古二仅为「前期资料收集小组成员」，2020年12月「擅自离组并带走资料」，后续未参与制作流程，片尾「前期责任编辑」署名与其职责相符。剧组还指出古二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未经允许录制私人对话，并对其进行「不当加工」，认为其行为侵犯隐私、缺乏职业操守。

然而，就在发布补充回应的当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古二的公众号已被封禁。这一看似‘捂嘴’的举措，反而进一步印证了其遭受压榨的现实。

当前围绕此事的讨论仍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尽管舆论场似乎出现了明显的倾向性，但在缺乏明确结论之前，鱼叔尚难以贸然给出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编剧署名问题逐渐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例如四年前经典老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复映期间，因删除「编剧林金」的署名信息而引发的广泛讨论，正是此类争议的典型案例。

爆款剧《隐秘的角落》因前三集编剧署名权争议，导致王雨铭与杨涵两位编剧陷入长达四年的法律纠纷。双方最初曾签订编剧合作协议，但后因故终止合作。然而该剧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二人创作的剧本内容，最终仅以"特别鸣谢"的形式在片尾提及，引发双方对著作权归属及署名权的长期诉讼。

《滤镜》编剧巫念顾近日在微博平台公开发声指责电视剧出品方星莲影视，表示自己参与了前12集剧本创作工作却未被署名。据其透露，制片方以「个人贡献度不足30%」为由拒绝为其添加署名，引发对创作权益的广泛关注。

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但古二此次事件相较以往争议，新增了一个值得探讨的焦点——当编剧角色从个人转向团队协作时，最终署名权的归属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根据他公开的录音内容，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为故事创作投入了大量精力。即便将他的工作内容归类为前期素材收集等基础环节，也不可否认其对项目的核心参与价值。更需重视的是，剧本创作往往涉及多方协作，除古二外还可能有其他专业人士共同参与。《繁花》播出后，香港《明报》曾发表题为《<繁花>二三事》的深度分析文章，对此现象进行了探讨。

作者「爱家姐妹」在文中提及，一位女性朋友曾作为编剧参与《繁花》的创作历程。然而因王家卫导演独特的创作理念与高强度的工作模式，这位女编剧最终选择离开剧组。令人意外的是，电视剧播出后却未提及这位女性编剧的贡献，其参与创作的故事元素仍以匿名形式呈现于剧中。

如今团队编剧已成为影视创作中的常见现象，但多数情况下仅会标注核心编剧成员。这种署名方式让鱼叔联想到杜琪峰导演与其创立的「银河创作组」。在拍摄《枪火》《PTU》《黑社会》等经典作品时，杜琪峰曾采用开放式创作模式，允许剧组各环节工作人员自由提出剧情建议。这些源自不同成员的创意最终均以「银河创作组」的集体名义呈现于成片，体现了对协作创作的尊重与认可。

部分影片在斩获奖项后，其荣誉亦归属于整个「银河创作组」。

从这一现象反观，《繁花》的创作团队显然远不止寥寥数人。然而，最终的荣誉却集中于秦雯一人身上，这种结果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

在当前中国娱乐圈的创作生态中，编剧群体正逐渐被边缘化。随着制片人、导演及演员等多方角色均有权参与剧本修改，剧本创作的主导权不断被稀释。这种现象使得大量编剧在创作过程中面临被边缘化为单纯文字创作者的风险，其专业价值和创作自主性受到严重影响。

曾参与《鬼子来了》剧本创作的史健全表示，姜文作为导演的深度介入导致剧本修改幅度远超原作，因此他始终认为这部电影应归属于姜文，而非自己。

此外，编剧收入下滑已成为全球影视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两年前的好莱坞编剧大罢工期间，收入分配不公被列为关键诉求之一。抗议者指出，制作方高管享受着豪华游艇等奢侈待遇，而编剧团队却需承担房贷压力，其核心诉求仅为将薪酬从1%提升至2%。

然而，编剧群体内部的行业地位失衡问题长期被视作外部环境所致。直到‘古二’事件的出现，才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这种权利分配不均实则根植于行业内部。以近期引发热议的《繁花》为例，不难发现：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尽管团队中有众多成员从事资料搜集、创意构思与情节设计等工作，但最终获得主要收益的，往往只是那个拥有知名度的主笔编剧。这种现象暴露出编剧行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权益分配失衡。

当前编剧行业正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知名编剧的作品数量持续攀升，使得新人难以获得展示才华的机会，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署名权。与此同时，新生代编剧往往承受着远超其收益的工作压力，职业身份逐渐被边缘化。在行业困境中，底层从业者不仅承担最繁重的创作任务，更在经济收益和职业保障上处于最弱势地位。正如好莱坞编剧大罢工期间，走上街头的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编剧，他们既是行业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也是变革呼声的发起者。随着AI技术的兴起，这种弱势地位可能进一步加剧，但需要明确的是，AI无法取代编剧这一职业本质——创作的核心是人类的情感共鸣与独特视角，这是任何技术都无法复制的宝贵财富。

维权最具挑战性的群体往往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尽管《隐瞒的角落》的两位编剧通过法律途径取得了胜利，但剧方仍以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以及修改片头需经过二次审查为由，拒绝给予署名。

当前编剧行业已发生深刻转变，团队协作模式逐渐取代个人署名制，但权责界定却愈发模糊不清。在缺乏统一行业标准与明确权益保障机制的背景下，创作过程中产生的灰色地带不断扩张，导致编剧群体在署名权认定、报酬分配等核心权益上面临严峻挑战。相较之下，好莱坞编剧依托强大的工会体系构建起完整的权益保障网络，而国内尚缺乏类似的组织力量，尤其对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年轻编剧而言，维权困境更为突出。

古二与《繁花》之间的较量依旧胶着，结局的轮廓始终模糊未定。在这场充满变数的创作博弈中，既有人尽皆知的巨匠，也有籍籍无名的新人。当编剧的身份逐渐被消解，沦为行业生态中可替代的「耗材」，每一次的牺牲都仿佛在预示着未知的变局。下一位被推向风口浪尖的创作者，或是某种创作理念，都可能成为这场持久战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