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吉妮的残酷往事 -

本文主人公吉妮的故事曾在2001年被改编为电影《知更鸟不唱歌》（Mockingbird Don't Sing），影片完整版可在YouTube平台观看。为规避潜在的法律争议，电影中的人物姓名均被替换，但核心情节仍源自吉妮的真实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吉妮1970年获救后不久，法国导演特吕弗执导的《野孩子》（L'Enfant Sauvage）便在美国上映，该片基于法国"阿维隆的维克多"的真实案例改编，其巨大成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对严重儿童虐待事件的关注。1970年10月，一个蹒跚走进洛杉矶县福利机构的瘦弱女孩吸引了所有人目光，她佝偻的身姿与异常的举手姿势如同一只蜷缩的兔子。当时被认为仅有六七岁的女孩，实际上已十三岁。其母亲因患有白内障误入普通办公室，而女孩因长期被囚禁导致身体严重发育迟滞：体重仅26公斤，四肢无法伸直，眼睛无法聚焦，伴有流口水、吐唾沫及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更令人震惊的是，她拥有两套几乎完整的牙齿，这种罕见的多生牙现象成为其遭受极端虐待的医学证据之一。

当社会服务机构介入时，吉妮已年满13岁，其心理发展却停留在婴儿阶段。作为美国最严重的虐童案之一，该事件迅速引发舆论关注，登上新闻头条。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冷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曾质问：加州宁静小镇坦普尔城的金西大道——这条看似普通的住宅街，为何会诞生一个“野孩子”？这个极度缺乏人类接触的案例，让研究者们联想到14世纪黑森州的“狼孩”、1661年立陶宛的“熊孩”，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森林中成长的“阿维隆的维克托”。尽管吉妮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彼时越南战火正酣，披头士乐队面临解散——她仍持续吸引着科学家，尤其是语言学领域的关注。作为罕见的未经语言与社交训练的研究对象，学界热切探讨她是否仍具备语言学习能力。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脑部扫描、语音记录和大量测试，积累丰富数据并发表多篇论文。然而，随着研究热度消退，除个别学者外，学界对此案的关注逐渐减弱。吉妮表现出异常的肢体动作，行走姿态类似兔子，常伴有流口水和自我肢体抓挠行为，且完全缺乏言语能力。至20世纪70年代末，吉妮彻底从大众视野中消失，被州政府安置在保密的监护机构中。四十年后，她仍处于州政府的照护体系之下。

吉妮的命运至今仍笼罩在谜团之中。这张1970年的照片是她首次在媒体上公开亮相。© Bettmann/Bettmann Archiv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语言学教授苏珊·柯蒂斯（Susan Curtiss）表示："我确信她还活着，因为每次致电询问时，他们都会告诉我她状态良好。"这位曾深入研究吉妮的学者回忆称，自己曾试图与吉妮建立联系，但始终被官方阻拦。"我曾尝试探访她或寄信给她，却始终无法如愿。最后一次联系大概是在80年代初。"尽管如此，相关机构仍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加州社会服务部的公共记录协调员金·土田（Kim Tsuchida）回应称："若‘吉妮’尚在人世，其相关信息属于保密范畴，不符合《公共记录请求法》（PRA Request）的公开标准。我们建议您联系洛杉矶县相关部门。"
洛杉矶县将问题转交至精神健康部门，但后者未对此作出书面回应。随着吉妮年届七十（本文撰写于2016年，按当时年龄推算），关于她的真实现状仍无定论。她是否掌握了语言能力？能否与外界正常交流？内心是否获得平静？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仍被深锁在尘封的档案中。然而这段尘封往事的余波远未平息，许多曾与她有过交集的人士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这些创伤既源于心理层面，也波及职业发展，甚至让一些曾致力于研究吉妮的学者陷入长期的精神困扰。有位作者曾将这段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却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它逐渐侵蚀着自己的生活。他试图通过迁居巴黎来逃离这段记忆，但吉妮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而吉妮的哥哥则在父亲的虐待阴影下挣扎终生，他自述活得如同"行尸走肉"，最终辜负了自己的女儿——吉妮的侄女，而这位侄女又未能尽到母亲的责任。

1970年，70岁的克拉克·威利与儿子约翰·威利（右二）从警察局离职。在此之前，其父因涉嫌儿童虐待已被警方调查。1958年，一场由醉酒司机引发的车祸夺走了威利母亲的生命，这一创伤使他逐渐陷入偏执与愤怒。此后，他将年幼的约翰置于非人待遇中，20个月大的女儿吉妮则被长期囚禁在狭小的卧室，既被束缚在便盆椅上，又被迫穿戴着铁丝网覆盖的婴儿床与紧身衣。每当吉妮试图发声，威利便用拳脚与木板施以暴力压制。这种残酷的生活状态持续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

吉妮在生命中的前十年一直被束缚在便盆椅上，直到13岁仍在依赖尿布。她的父母从未尝试过如厕训练，这一事实促使她后来向研究人员坦白，坦言自己甚至在便盆椅上入睡。与此同时，因恐惧与视力障碍长期受困的艾琳，在1970年意外走进福利机构办公室，事件随之升级。其监护人因虐待儿童指控被起诉，但在庭审前夕选择自杀，遗书中写道："世人终将无法理解。"吉妮随后成为法庭监护人，被安置于洛杉矶儿童医院。来自全美各地的儿科医生、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专家齐聚于此，希望借此罕见机会深入研究人类大脑与语言发展的关联——探索语言如何塑造人类本质。

1970年，吉妮在获救后的情况引发广泛关注。© CVLT Nation

尽管她仅能说出“蓝色”、“橙色”、“妈妈”和“走”等寥寥数语，日常更多时间仍处于沉默状态，面部缺乏情感表达。她以类似兔子的跳跃方式行走，遇刺激时会出现排泄障碍。

初期康复成效显著，吉妮逐步掌握自主进食、穿衣等基本生活技能，并展现出对音乐的敏感反应。随着治疗推进，她的词汇量逐步扩大，通过绘画弥补语言表达的不足，且在智力评估中表现超出预期。

在获救后的四年间，吉妮经历了大量科学研究实验，部分研究者质疑实验手段的激进性及伦理边界。"语言和思维是相互独立的。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思维依赖语言进行编码，但吉妮的思维几乎从未通过语言形成，却展现出多种思考方式，"柯蒂斯解释道，"她展现出惊人的认知能力，能够将图像按逻辑顺序排列并叙述故事，用木棒构建复杂的结构，还具备其他非言语的智力特征。她的大脑似乎持续迸发着智慧的光芒。"

吉妮的母亲是一位视力严重受损的女性，她同样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并将对吉妮的伤害主要归咎于其父亲。吉妮幼年时期，父亲便认定她存在智力障碍，进而将她长期隔离。柯蒂斯在开启学术研究之路时，通过与吉妮的互动——包括散步、购物（吉妮热衷于收集塑料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吉妮对新事物的探索精神也影响了医院的厨师、清洁工及其他工作人员。她的表现证明了词汇习得可能不受年龄限制，但语法结构的掌握却始终难以实现，这印证了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理论：人类在特定年龄段后可能丧失学习语言的能力。柯蒂斯指出，这个临界期大概存在于5至10岁之间。"语言是否塑造了人类的本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名语言学家表示，"即便语言能力受限，人类依然能够体验爱、建立人际关系并参与社会活动。吉妮展现出的与世界互动的能力——例如她能够通过绘画清晰传达想法——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吉妮的发展轨迹并未出现类似海伦·凯勒的突破性进步。1972年，护理团队与研究人员之间爆发激烈争议，康复教师珍·巴特勒联合吉妮母亲艾琳，试图争夺对吉妮的监护权。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利用吉妮进行剥削。随着研究资金的枯竭，吉妮被迫转入条件简陋的寄养家庭。艾琳曾短暂恢复监护权，但很快发现自身难以维持照顾责任，最终吉妮又被送入多个寄养家庭及州立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甚至禁止柯蒂斯与吉妮接触。吉妮此前取得的进步自此急剧倒退，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曾对吉妮进行过系统性的认知能力评估。上世纪90年代，CVLT Nation记者拉斯·雷默（Russ Rymer）通过《纽约客》发表的两篇深度报道及著作《吉妮：一场科学悲剧》（Genie: A Scientific Tragedy）揭示了这一案例的全貌。在描述吉妮27岁生日聚会时，雷默用镜头捕捉到了令人心痛的画面：一个体格健壮却动作迟滞的女性，脸上浮现着困惑与疏离的神情，目光空洞地凝视着蛋糕。凌乱的黑发遮盖了她的面部轮廓，整体形象令人联想到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领域的专家杰伊·舍利（Jay Shurley）曾亲历两次生日聚会，他回忆道："吉妮蜷缩着身体，很少主动与人对视，那种痛苦和无助感令人无法忽视。"自那之后，吉妮的生活逐渐被笼罩上神秘色彩，但她的经历却持续引发着学术界的深入探讨，那些与她产生交集的人们，至今仍在追寻她留下的精神层面的警示信号。

吉妮因呕吐被养父母施以暴力，这一事件成为她心理创伤的转折点，迫使她重返儿童医院。然而，创伤并未让她开口，而是重新陷入沉默的困境。对于少数持续关注吉妮的科学家而言，这是一段交织着痛楚与遗憾的往事。舍利曾评价道：“她曾是被完全隔绝的存在，长期囚禁后短暂接触正常世界并产生回应，但随后那扇门再度关闭，她的灵魂因此受创。”柯蒂斯作为研究者之一，在著作中记录了这段历史，至今仍感悲痛：“我与她并无联系，但并非出于本意。他们从未允许我接近她，我无法再见她或与她通信，心中那个无法填补的空洞始终存在。”

雷默在采访中坦言，吉妮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那是一段持续数年的强烈而令人不安的体验，彻底重塑了我的生活与世界观。案件中诸多细节令我震惊，或许源于怯懦，我庆幸自己能摆脱这段记忆。但每次踏入那个房间，都会感到难以承受。”尽管试图转移注意力，他仍无法完全抽离。“我通常转向其他故事，却不得不面对与吉妮的共鸣——被囚禁、无法表达自我，这些触动了每个人。我笔下的人物某种程度上就是我自己。”

在治疗过程中，吉妮逐渐从胆怯转向对世界的自然好奇。她开始收集物品，尤其是玻璃杯和容器，这种行为在其他受严重虐待的儿童中也有所体现。最终，她竟能用语言表达情绪，尽管仍无法完整构建语法结构。当被要求提问时，她会问出“红色和蓝色是什么？”这般看似简单却充满认知探索的问题。吉妮的故事最终成为雷默小说《巴黎暮光》的核心隐喻，书中描绘了主人公挣扎逃离狭小房间与挫败人生，试图奔向光明未来却最终失败的历程，探讨科学与情感的复杂关联。

吉妮的遭遇也持续困扰着她的哥哥约翰。在目睹妹妹受虐后，他于2008年向ABC新闻坦言：“有时我觉得上帝辜负了我，也许是我辜负了他。”他最后一次见到吉妮是在1982年，此后更与母亲失去联系，母亲于2003年去世。“我试图抹去她的记忆，因为那是一种耻辱。但欣慰的是她获得了一定的救助。”约翰曾因法律纠纷陷入困境，最终在俄亥俄州定居，从事房屋粉刷工作。他虽组建了家庭并育有一女帕梅拉（吉妮的侄女），但婚姻终因种种问题破裂，帕梅拉亦堕入毒瘾深渊。

据信这是吉妮现存的最新照片。2010年警方调查发现，帕梅拉在醉酒状态下被指控威胁其两个女儿（即吉妮的侄孙女）。这个家庭注定无法迎来转机或圆满结局，约翰因糖尿病于2011年离世，而帕梅拉（显然从未与姑姑吉妮见过面）则在2012年去世。如同阿拉伯传说中被囚于瓶中或油灯的精灵，一旦被释放便需履行宿命般的承诺。那个1970年降临人世的少女，在短暂而充满魔力的自由时刻曾令无数人驻足凝望，然而愿望的实现始终伴随着难以摆脱的枷锁，或许正因她从未真正获得过彻底的自由。